摘抄当良知沉睡辩认你身边的反社会人

你有能力向别人隐瞒“自己的心理结构和他人截然不同”这一事实。鉴于所有人都认为良知是人类普遍共有的东西，所以你要隐瞒自己毫无良知的真相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相比那些受良知约束的人们，你拥有一种荒诞的优势，而人们往往对此一无所知。

目前的研究认为大约有4%的人属于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平均每25人当中就有1个是反社会人格者。

良知就像皮肤、肺或心脏一样天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上。

我们甚至在窃窃私语时都不太敢提及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确定地说，反社会人格不能为患者带来正面效用？反社会人格究竟是一种精神障碍，还是一种具有正面功能的表现？而问题的另一面同样很不确定，那就是：良知一定会为具备良知的个人或群体带来正面效用吗？还是说良知就像反社会人格者一再暗示的那样，不过是一种用来限制社会大众的心理围栏？也许我们没有明说，但这种怀疑千百年来就一直在暗中不断涌现。当今世界，利用别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通过没有良知的商业手段似乎可以获得无限的财富。而在个人层面上，大多数人也都能从生活中发现许多例子，不择手段的人往往可以成功，而正直的人却常常显得像个傻瓜。

到底是骗子永远不会成功，还是好人终究没有好报？那些毫无廉耻的少数派最终会统治这个世界吗？

一个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为了达到操控他人的目的，都能在短期内表现得像圣贤一般友善。真正有良知的人通常都没那么友善。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超我”不仅是一个声音，它还是一个执行者、一个微妙复杂的操纵者、一个观点的验证者。“超我”会对我们进行指控、审判，它会执行判决，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们完全无意觉察的情况下进行的。

“超我”的好处在于，它有助于个人在社会上生存，但它也有可能变成一个人性格中最为傲慢专横的，甚至可能是最具毁灭性的部分。

良知比法律更珍视人道主义理想。

绝大多数人都是靠其他人来激励自己，让自己拥有欲望。我们的希望与梦想的驱动力是人，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人、离我们很远的人、我们心爱的已经过世的人、赖在身边的讨厌鬼、让我们触景生情的地方，甚至还有我们的宠物。他们占据着我们的心田，充斥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被他人给我们造成的反应、感受、厌恶和喜爱所占据。

反社会人格者想要的是控制他人，也就是要赢，这比其他任何成就（或其他任何人）都更令他们着迷。

绝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都不是杀人凶手，至少他们不会亲手杀人。反社会人格者谋划出的控制他人的方法，也就是那些为了确保“赢”的诡计，可以说五花八门，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肢体暴力。

我还是认为在他们意识之外的某处，有一个微弱的内在声音在低声私语：有个东西不见了，一个别人都有的东西不见了。我曾经听反社会人格者说过他们感到“空虚”，甚至感到“空洞”。

反社会人格者嫉妒的，而且作为游戏的一部分他们想要破坏的，通常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性格结构里的某种东西。

“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觉。”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他的良知也不会总是维持在同一水平。当我们精疲力竭、生病或受伤的时候，包括良知在内的所有情感功能都有可能临时妥协。

美国领养信息研究中心给出的数据：近期在美国出生的儿童中，有15%～18%的宝宝是妈妈在怀孕时就“不打算要”的。

我们往往会在不经考虑也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把人贬为非人，纵观历史，我们这种贬低人性的倾向到最后常常都会演变为对那些原本无辜之人的敌视。那些曾经被贬为不是人类的、非我族类的名单非常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名单所列的族类几乎囊括了我们所有人：黑人、同性恋、美洲原住民、犹太人、外国人、“女巫”、女人、基督徒、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穷人、富人、爱尔兰人、英国人、美国人、僧伽罗人、泰米尔人、阿尔巴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胡图人、图西人、伊拉克人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领导人能够以务实的态度和方针处理棘手的问题和群体的不安，而不是寻找其他族群来充当替罪羔羊，就能够帮助我们重拾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他人”。

一个没有良知的领袖可以让整个群体的良知继续沉睡，让灾难加倍。这类领袖通过基于恐惧的政治宣传，放大某种具有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让人心惶惶的社会成员把“这群畜生”视为破坏他们乃至人类美好生活的罪魁祸首，让他们相信这场冲突是堪比史诗的善恶之战。

有件事情甚至比把“他人”客体化更有效、更基本，比无助感更让人感到厌烦和悲惨，而且这件事很明显比恐惧本身更难克服。很简单，那就是我们被设定为服从权威，甚至违背自己的良知。

教育是决定良知是否能够保持警觉的一个因素。但教育有时能够加深人们对权威人物合法性的认知，这样一来就不会不加质疑地去服从权威。

军事专家现在已经知道，如果要让士兵做出可靠的杀敌行动，就一定得让权威人士亲临部队下达命令才行。否则，战场上的人在接到杀敌命令时通常会敷衍了事，会故意瞄偏或干脆不开枪，以免违背自身良知强大的禁令。

当军事将领现身军营来下达命令时，几乎所有士兵都会服从命令开枪射击，一旦将领离开，射击率便立刻掉到15%～20%。马歇尔认为，如果士兵在战斗区域没有直接接到射击命令，他们就会有如释重负之感，“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比较安全了，而是因为他们了解到一个欣慰的事实——自己暂时不必被迫杀人了。”

为了打破士兵们良知的底线，让他们能够刺下刺刀或扣动扳机去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军方必须对士兵进行悉心教导、心理调校，而且要安排权威亲临战场对他们发号施令。不断提醒士兵面对的敌人仅仅是一群“畜生”、该死的德国佬、吊眼梢的东亚人、该死的朝鲜人，有利于助长“道德排他”心理。

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战场下，对于正在服役和已经退伍的军人来说，他们参与的战争一定会被描述为善恶之间的重要较量，甚至是一场神圣的战争，这正是冲突各方的权威在历史上每一次重要战争中试图传递的信息。

心理学能够为军方提供一系列技术手段，让不想杀人者杀人，而军方也正在使用这些手段。

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就会玷污和毁坏别人身上那些令自己妒火中烧的特质，如此一来，反社会人格者嫉妒的那些人也不再拥有这些特质，或者至少无法再享受这些特质带来的好处。他认为自己受到了造化、环境和命运的怠慢。

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通常都莫名卑鄙，以至于我们不愿相信他们居然是故意的，甚至不愿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想不到一个人竟然会对另一个几乎没有伤害过或冒犯过他的人展开狠毒的报复。

一些调查囚犯的研究人员发现，美国监狱里的囚犯中平均只有20%是反社会人格者。他们谨慎地指出，这20%的监狱人口犯下了50%以上的“最严重的罪行”（勒索、持械抢劫、绑架、谋杀）以及反国家罪行（叛国罪、间谍罪、恐怖主义）。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并没被投入监狱，他们正跟你我一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遭遇到反社会人格者时，我们会陷入恐惧，我们的现实感陷入一塌糊涂的混乱之中。我们以为这些事情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或有所夸大，或者我们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为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负责。

我把反社会人格者的魅力比作掠食动物身上的魅力。危险对我们有种温和的吸引力，而这也增添了反社会人格者的动物性魅力。捕食者让人神魂颠倒的魅力通常就是猎物从未经历过的也是最后经历的一件事。

我们很难发现谁是没有良知的人，但一个没有良知的人立刻就能够识别出谁比较正派，谁比较容易相信他人。

一旦心生疑虑，并设法向别人解释自己曾被某个反社会人格当作了目标，那么就会“被置于煤气灯下”。就像《煤气灯下》里面那个天真的新娘，质疑者或许也会对自己的认知能力部分或完全失去信心。这些怀疑，不论是自我怀疑还是别人的怀疑，都令我们很痛苦，而且可以轻易说服我们闭嘴。

我们出于自身情感和正常动机，一开始真的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有人会想做那样的事情。没有哪个答案听上去可信，因此我们会觉得其中一定有误会，或许是我们过分夸大了自己的观察。我们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受到良知约束的心智与不受良知约束的心智在性质上根本不同，而且反社会人格者想要的东西、激励他们的东西，完全超出我们的经验范围。

反社会人格者的典型特征是会把自己的一生耗费在人际游戏上，耗费在“赢”上，耗费在为了控制而控制上。

许多没有良知的人仅仅是为了玩这个游戏，便可以做出堪比毁灭自我的行为。邮票男为了享受欣赏几名邮政人员与警察在大约一小时里跑来窜去焦头烂额的场面给自己带来的快感，几年刑满后便会再次盗窃，半生都葬送在监狱当中。多琳仅仅是为了陷害一下同事，就乐意冒着赔上自己事业的风险。这些行为让我们猝不及防，甚至难于相信。所以我们首先就会怀疑自己的现实感是否出了问题。

实际上，好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几乎从来都无法完全确定自己是对的。好人会经常质问自己、反思自己，而且会把自己的决定和行动置于“根植于对他人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义务感”的严格监督之下。良知会一直怀疑自我，很少会承认有绝对确定的事情，即便承认，我们也会觉得“确定性”是靠不住的，就好像“确定性”会哄骗我们对某人做出非正义的惩罚，或者做出其他一些没有良知的事情。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很清楚善与恶并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而是有很多灰色地带。我们心里明白，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百分之百的好人，于是我们便假定，也一定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人。然而，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人具备“建立在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约束感”，也肯定有人不具备这种约束感。

“她们（女孩和女人）所描述的与社会的互动大多包含了一种排斥，社会排斥她们或她们的愤怒，或者两者一并排斥。这种排斥具体表现在以批评或防卫反应直接攻击她们，或者是一种更为被动的方式，如忽略和轻视她们的担忧和感受。”

“要求女性必须压制自己对他人的愤怒，这实际上是在剥夺女性发展成为独立个体的机会。”

（《女性的愤怒：临床与发展理论》德博拉·考克斯，萨莉·斯泰伯，卡琳·布鲁克纳）

不管你以主动明确的方式还是以被动打击的方式教育女儿时，都会要求她必须忽视自己的愤怒，必须对别人友善，并且让她接受不要为捍卫自己或他人而挺身而出的观点，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不能找别人麻烦，那么你并不是在增强她的利社会感，而是在破坏它，因为她首先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

教育学家琳恩·迈克尔·布朗认为，我们所崇尚的理想女性特质对“沉默是金”有一种危险的鼓励。我们必须让她们知道，“即便是在压力最大的条件下，你也有选择主动拒绝、起身反抗的机会。”

“父母（尤其是父亲）的典型教育方式就是让他们的儿子不论如何都要服从权威，如果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出了问题（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充斥着病态律令的社会），那么这种教导很可能会断送子女的性命。

“服从权威对于大多数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来说都像是膝跳反射，而如果我们再强化孩子的这种条件反射的话，他们长大以后就无法抵抗任何怀有侵略意图或者具备反社会人格的‘权威’。”

（《该隐的封印：揭开男孩世界的残忍文化》丹·金德伦，麦可·汤普森）

沙漠里，一位老和尚告诫过一名旅人：上帝的声音和魔鬼的声音几乎无法分辨。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教育家洛伦·艾斯利）

去相信每个人都有阴暗面，比接受有些人一辈子都处在道德缺失的状态中，感觉上多了一些公平，少了一些责难（也让人少了些惊恐）。承认有些人确实没有良知，虽说在技术上与承认有些人很邪恶并不完全相同，但其接近程度足以令人感到不安。好人非常不愿相信有些人是邪恶的化身。

“这个世界之所以危险，并不是因为恶人的存在，而是因为人们对恶行熟视无睹、袖手旁观。”

（爱因斯坦）

做出正确的辨识需要的是熟悉度。

当我被问到“我如何才能辨别出哪些人不可信”时，我给出的答案往往会让他们大吃一惊。提问者自然会期待我能描述这些人罪恶行为的相关细节、肢体语言上的迹象或者能够让反社会人格者露出马脚的威胁性言辞。但我告诉他们这些特征都不可靠，最可靠的特征是“装可怜”。寡廉鲜耻的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要让我们感到恐惧，相反，他们需要博得我们的同情。

当我们心生怜悯的时候（至少在那一刻），我们是毫无防备的，就像许多能把人们凝聚成群体的正面而又基本的人性特征（如社会和专业角色、性联系、尊贤惜才的理念、对领袖的景仰），我们心生同情时情绪上的易感性，也会被那些毫无良知的人拿来利用攻击我们。

如果我们的这些情感总是被那些不值得同情的、经常做出反社会行为的人攫取，那说明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是个潜在的、很管用的危险提示信号，但我们却经常忽略它。如果一个人一直在作恶，或者行为极度恶劣，但却总在你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相来博取同情，这就向你发出一个警示信号。

一个最容易辨识的例子或许是：一个天天打老婆、有反社会人格的丈夫坐在餐桌边，双手抱头，对被他打得鼻青脸肿的老婆哭诉，他没办法控制自己，自己很可怜，她一定得真心原谅他才行。

先天和后天因素对反社会人格的形成都有影响。人类在胚胎期就已经开始呈现出某种特征的倾向，但环境会对这个特征如何表达进行规范。我们所认为正面或负面的特质都是如此。关于双胞胎的研究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可测量的性格特征，有35%～50%是与生俱来的。

研究结果表明，在脑电活动的层面上，正常人对情绪性词汇（如爱、恨、舒适、痛苦、欢乐、母亲等）的反应比对情绪中立的词汇（如桌子、椅子、15岁、后来等）的反应更迅速、更强烈。从反应时间和大脑皮层上的诱发电位来看，反社会人格实验对象在这些实验中对情绪性词汇的反应和非情绪性词汇相差无几。情绪性词汇和其他词汇一样，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更多含义，也没有被他们的大脑深度编码。

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脑部显影技术）的相关研究里，当反社会人格实验对象在做情绪词汇辨别时，相比其他实验对象，他们的大脑有更多的血液流向颞叶部位。换句话说，反社会人格者在努力完成情绪词汇的辨别的任务时（这对正常人来说几乎可以在瞬间完成），他们的生理反应就跟求解一道代数题差不多。

反社会人格者也不只是单纯地缺乏负罪感和悔意。反社会人格者缺乏一种能力，他们没办法拥有和感受真实的（无法计算的）情感经验，因此也无法与他人建立起真实的（无法计算的）关系。反社会人格者没有能力处理包括爱与关怀在内的情感经历，除非这类经历像冰冷的智力问题一样能够计算。

反社会人格者无法真正地去爱自己的配偶、孩子或宠物。他们必须学习如何去表达和流露情感，就像你我学习第二语言，也就是说，他们得通过观察、模仿和练习才能做到。就像你我经过练习或许就能把其他语言说得很流利，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也能熟练掌握“会话情感”的表达。

只要是能够观察（即便从表面上）人类行为的人，或是能够阅读小说、欣赏电影的人，就能学会表现出浪漫、风趣、仁慈的气质。实质上，任何人都能学会说“我爱你”，或是表现出兴奋之情然后说：“哦，我的天啊！这是一只多么可爱的小狗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到这类行为背后蕴藏的情感。

反社会人格者能够真正感受到的唯一情感，貌似只是由即刻的生理痛苦和愉悦或短期的挫折和成功引起的所谓的“原始”情感反应。挫折可能会让反社会人格者生气或暴怒；而在掠夺中获得成功，赢得猫捉老鼠的游戏，特别能够引发他们好斗与兴奋之情，让他们从中获得“一阵”愉悦的感受。

反社会人格归咎于早年受虐也不妥当。反社会人格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因童年受虐引起的悲剧后果（抑郁和焦虑）而饱受折磨。事实上，已有证据表明，反社会人格者受早期经历的影响要小于正常人。

不论他们的家庭生活是否稳定，精神病态囚犯第一次上法庭的平均年龄是14岁。相较之下，并未被确诊出精神病态的囚犯初次犯罪年龄跟家庭背景的好坏有很强的关联。

情感依附障碍是一种悲惨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在婴儿期的时候，因为父母不称职（比如父母有严重的情感障碍）或是因为总是独处（比如在过去的孤儿院里）而破坏了情感依附，便会罹患此类障碍。有严重情感依附障碍的儿童和成人（他们在生命的前7个月中未能建立情感依附）没办法与他人建立情感纽带，因此生不如死。在极端的案例中，就像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在美国那些卫生状况超级良好的孤儿院里所发现的，为了达到完全无菌的理想状态，从来都没有跟人类接触过的婴儿，实际上相当容易夭折。那些婴儿全部离奇地患上一种希腊语中叫作marasmus（意思是“日益消瘦”），现在称为“非器质性发育不良”的疾病。孤儿院中没有接触过人类的婴儿几乎全部死亡。近几个世纪以来，发展心理学家和儿科医生已经弄清楚，拥抱、抚摸、亲吻和对婴儿讲话的行为至关重要，而如果没有这么做，后果会令人心碎。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收养罗马尼亚孤儿的大潮中，西欧和美国（讽刺的是，这两个地方是世界上最不喜欢身体触碰的社会）的许多家庭都经历了情感依附障碍所带来的悲伤和失落。年，罗马尼亚政权更迭，数百家孤儿院的可怕照片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些孤儿院里孤儿和看护者的比例是40∶1，而且生活条件很不卫生，除了给这些婴儿和儿童提供活命的食物之外，就不会再管他们了。

最仁慈的对策似乎是让富裕的外国人尽量多收养这些孤儿。西欧和北美的好心人把罗马尼亚孤儿带回家，满怀爱意地要把他们抚养长大。可是后来法国巴黎的一对夫妇发现，他们10个月大的可爱的罗马尼亚女婴无法接受家人的安抚，当他们试图抱她的时候，她只会放声大哭。一对温哥华的夫妇走进他们3岁大的儿子的房间时发现，这孩子刚刚把出生不久的小猫摔出了窗外。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对父母收养的这个5岁的儿子整天盯着墙角，他们到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改变此事无能为力，而且这个孩子偶尔会在半夜趁着大家熟睡时，恶意攻击其他孩子。因为在婴儿期完全被剥夺了情感依附，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孩子大都失去了爱的能力。

实际上，童年受虐和依附障碍都无法构成影响反社会人格形成的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对反社会人格的影响与各式各样的文化特征关系较大，而与特定的抚养方式关系较小。社会或许才是给出这些特定抚养方式的真正父母。就像英国神学家威廉·拉尔夫·英奇在20世纪初所说的，“对孩子性格造成影响的年代差不多可以追溯到他出生前的年。”

在我所从事的这种工作里，我经常能够听到病人讲述他们这辈子习以为常的各种行为和事情，可是这些行为和事情在我看来都很不正常，有时甚至令人担忧。

“失去一个人有很多方式，而死亡则是其中最慈悲的一种。”

（爱默生）

缺乏良知的人对情感的体验跟我们有很大不同，他们完全感受不到爱，也感受不到对他人产生的其他任何一种正面的情感联系。这种难以想象的情感缺陷让他们的人生退化成一场以控制他人为目标的无休止的游戏。

我们跟其他人的情感联系、彼此磨合以及共同度过的欢乐与痛苦的时刻都能给我们刺激，但反社会人格者却没有这种情感生活。因此，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永远无法摆脱无聊的痛苦。

反社会人格者说自己一直渴望更多的刺激。他们只有在支配别人的时候才能获得足够的刺激，但这些游戏很快就会变得无聊起来。就像吸毒一样，反社会人格者也得把这些游戏不断玩下去，越玩越大。

同情是一种具有社会价值的反应，它应该留给那些真正受苦、遭遇不幸的人。相反，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同情一直伤害你或伤害其他人的家伙，而这个家伙又在积极博取你的同情，反社会人格者会利用这一点对我们进行盘剥并从中获益。

弗洛伊德观察到，一个过于活跃的“超我”会欺压它的宿主，导致抑郁症，甚至让宿主自杀。但“超我”并非良知，它是从我们早期经验内化而来的不断抱怨的训诫之音。良知也不是心理学家所谓的“不健康的羞耻心”，不健康的羞耻心并非真正的羞耻心，而是做了坏事之后会产生的一种自然反应，是童年时期的负面信息逐渐灌输而成的非理性信念，让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坏、惹人讨厌、一无是处。就算不健康的羞耻心很轻微，也会让人难以忍受，但它不是正常的良知。正常的良知是一种责任意识。

目前，反社会人格者是“无药可医”的，而且反社会人格者几乎从不希望被“治疗”。

做判断时从自己的直觉出发，不要受到别人身份（教师、医生、领袖、喜爱动物的人、人道主义者、家长等）的蛊惑。不管你愿意与否，你都一直在观察人类的行为，而你脑中那些未经筛选的印象（尽管令人恐惧且看似古怪）如果能够被善加利用，都可以帮到你。你的自我具有最佳的直觉。

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和焦虑的感受，尤其是当有人宣称解决某些问题的最佳办法是统治他人、施加暴力、发动战争或其他违背你良知的东西。尤其在你身边的人都不再质疑权威的时候，你更要质疑权威。

不要加入他们的游戏。你得抵制自己与有魅力的反社会人格者一争高低的诱惑，不要试图在智力上碾压他们，不要尝试用精神分析来治疗他们。那样做会让你忽略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保护你自己。

不管我们的初衷有多好，我们都无法控制其他人的行为，更不用说他们的品性了。

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反社会人格者，拒绝与他们接触和沟通。

你或许永远都没办法向你的家人或朋友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一直在回避某个人。辨识出反社会人格者很难，而向别人解释这件事情更难。不管怎么说，避开这种人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