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馮茜
原刊《漢學研究》第38卷第4期
摘要
關於中國古代的繼嗣承祀原則，日本法史學家仁井田陞與滋賀秀三之間存在分歧。仁井田陞認為，在祭祀繼承人的選定上，?嫡系主義?與?行輩主義?兩大類型因時代不同而互有消長；滋賀秀三則主張，相應於財產上的諸子均分，秦漢以下的繼嗣承祀原則表現為?行輩主義?對?嫡系主義?的取代。區分?嫡系?還是?行輩?繼嗣的一大關鍵在於考察?嫡孫?的地位。體現宗法嫡系繼嗣原則的?嫡孫承重?服制，為反思上述爭議提供了重要視角。魏晉至唐代，?承重?大致保留了經典古禮?承宗廟、爵土之重?的制度意涵，?嫡孫承重?主要施行於封爵世襲之家。宋代臣僚無世爵，?嫡孫承重?失去社會基礎，熙寧八年（），行輩優先的承重順序正式從法律上得以確立。與此同時，政治制度不再對?嫡孫承重?向士庶普及構成制約。得益於士大夫對宗法理論的普遍化重釋及其禮儀實踐，元明清代禮法繼承《家禮》中的?嫡孫承重?，深刻影響了習俗中的承祀服喪。習俗的多元及考證禮學對禮制經驗之維的強調下，?嫡孫承重?禮制在清代仍是富於爭議的話題。經典、習俗與禮法的交互作用，使得秦漢以下的繼嗣承祀並非?行輩?對?嫡系?原則的簡單取代。展現其中的複雜性，有裨理解古人看待禮的不同方式。
關鍵詞：嫡孫承重嫡庶行輩繼嗣承祀
馮茜老師
一、前言
在中國古代，繼嗣相續是家庭繼承的重要方面。關於繼嗣原則的歷史變化，已故日本中國法史學界的兩位泰斗——仁井田陞與滋賀秀三之間存在很大分歧。仁井田陞認為，祭祀繼承人的選定，自古以來存在?嫡系主義?與?行輩主義?兩大類型，兩種類型的採用程度，因時代不同而有高低之別。[1]滋賀秀三則提出，隨著周代宗法封建制的解體，秦漢以下，包括承祀在內，私法領域的繼承原則已由嫡系繼承讓位於行輩繼承。嫡系繼承只在關涉封爵、世職等公法問題時才有意義。[2]就此問題，中文學界研究法制史與宗族史的學者，觀點多與滋賀秀三接近，但也存在類似爭議。[3]
學者指出，在周代宗法制下，祖父和長孫的關係變得非常密切，甚至超過了父子關係，?只有明確規定兒子死後必須由孫子繼承，才能防止『兄終弟及』現象的出現。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嫡長子繼承制的本質就是『立孫之制』。?[4]也就是說，考察承繼原則中的?嫡系?與?行輩?因素，其核心是對?嫡孫?地位的分析。淵源於《儀禮》喪服經傳中的?傳重?、?受重?，凝結為後世討論宗祧傳承的專門術語，而?嫡孫承重?則以服制形式反映了宗法制下的嫡系承祀原則，其歷史變化，為理解古代繼嗣問題提供了重要而直接的觀察視角。喪服禮制在歷史上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嫡孫承重?服亦莫能外。魏晉禮議與唐宋元明清禮典、律令中一直存在的?嫡孫承重?服，構成了對滋賀學說的一大挑戰。就此，滋賀秀三專門寫作了承重について一文加以解釋。滋賀秀三認為，明清時代的?承重?一詞，已喪失祭祀相續之意，轉訛為僅表服祖斬衰重服的喪服術語。魏晉以降，?承重?之?重?，已漸由喪禮中暫代神主之?重?，轉意為斬衰?重?服之?重?。[5]在《中國家族法原理》中，滋賀秀三進一步闡述了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在經過戰國的激動期出現根本變化的秦漢以後的社會體制中，特別應當尊重嫡長一系的實質性條件一般來說已經不存在。?[6]進一步，滋賀認為，理解中國古代私法上的繼承，應將繼嗣、祭祀與承財三者一體看待，其背後則是父子分形同氣、兄弟平等的思想。[7]?嫡孫承重?的上述變化與秦漢以下財產繼承中的諸子均分，正是同一原理的不同面向。
《儀禮疏》書影，嘉慶張敦仁刻本
由?嫡孫承重?的視角切入，雖無法涵蓋繼承問題的各個方面，卻頗有助於對滋賀理論及繼嗣承祀原則作進一步反思。本文系統梳理?嫡孫承重?服制長時段的演變歷程，並立足時代情境解析影響服制變化的相關因素。在經典、禮法與習俗的交互作用下，?嫡孫承重?的變化呈現出了較複雜的歷史圖景。由此帶來的啟示是，喪服實踐及其關聯的繼嗣承祀，並不是被單一原則或單一觀念所決定，揭示其中的矛盾與衝突，有助加深對古代禮儀生活之理解。
二、從經典到成文法：魏晉至唐代?嫡孫承重?服制的身分問題
?嫡孫承重?意即在祖卒而無嫡子可繼承宗祧的情況下，由嫡孫上承祖重，為祖服斬衰，體現了周代大宗法制下的嫡嫡相承。經典所代表的理想周制，為後世禮法中的?嫡孫承重?提供了理念型。不過，喪服實踐中的?嫡孫承重?並未始終如一地貫徹其經典原意，而是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演進。漢代喪服無定制，?嫡孫承重?作為具有規範意義的制度存在，始於曹魏。嫡孫承重為祖之服，在喪服經中並無明文記載。喪服傳云：?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8]，《禮記》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9]基於傳記文字與宗法原理推斷，嫡孫承重為祖服斬，在經學上應無疑義。但在曹魏時期，圍繞?嫡孫承重?服斬在經義上是否成立，卻產生了較大爭議，如魏人成洽、劉寶就拒絕承認?嫡孫承重?為祖服斬的經學根據。劉寶議云：
若荀太尉無子，養兄孫以為孫，是小記所謂為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古聖人稱情以定制，為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喪服傳：?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此謂嫡孫為祖喪主當服斬，不解傳意，小記與傳但解經意耳。傳稱者此祖後，謂父之長子，祖之嫡孫也。己上厭於父，父亡然後乃下為長子斬，非孫上為祖斬也。[10]
劉寶提出，喪服小記?為祖後者為祖母三年?，意指?無後養人子以為孫?，並舉荀顗無子、養兄孫以為己孫作為例證。這只承認了以孫後祖中的一種情況，即無後而以旁支庶孫為後。事實上，祖之嫡孫上承祖重，無疑屬於經文所說?為祖後?者。劉寶又論?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古聖人稱情以定制，為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無子而以旁支孫為祖後，為?間代取後?，若如劉寶論，此時祖孫關係同於父子，孫為祖服斬實即子為父服，將導致昭穆的混亂。顯然，劉寶窄化了經文?為祖後?的內涵，只承認?無後而以旁支庶孫為後?一種情況屬於?為祖後?，他對?為祖后?的理解已先在地排除了?嫡孫?。劉寶之所以預先排除?嫡孫後祖?的情況，或與其時大夫以下本無嫡孫承重之制有關，《通典》載西晉庾純議：
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代爵，士大夫代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今無國士代祿者，防無所施。又古之嫡孫，雖在仕位，無代祿之士，猶承祖考家業，上供祭祠，下正子孫，旁理昆弟，敘親合族，是以宗人男女長幼，皆為之服齊衰。今則不然，諸侯無爵邑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攝家主祭，嫡孫以長幼齒，無復殊制也。又未聞今代為宗子服齊衰者。然則嫡孫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等。今王侯有爵土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既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凶則統喪，考之情理，俱亦有違。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11]
庾純提出?嫡孫承重?之制的適用範圍，僅限?王侯有爵土者?，大夫以下，?宜無承重之制?。庾純指出的一個事實是，古今異制，其時?諸侯無爵邑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攝家主祭，嫡孫以長幼齒，無復殊制。?除擁有世襲爵位的王侯外，此時大夫以下的家內傳重順序是以行輩優先，庶子亦得後父。同一代際的嫡庶之別主要體現為傳重主祭的先後次序，而非傳重資格的有無。《通典》於庾純議下記：?劉智以為此說非從古制也，魏晉二代亦自行之。?[12]劉智晉人，所言當可信。可知?嫡孫承重?服在魏晉時期僅適用於擁有世襲爵位的諸侯之家。魏晉之際，擬制西周五等爵的封爵制度得以建立，西晉擁有五等爵者，地位相當於封建制下的諸侯，爵邑的世襲順序亦比照西周宗法制下的嫡系繼承。諸侯在世襲爵位的同時，還享有建立家廟等禮遇。家廟的傳重順序與爵位的世襲順序一致，所傳之?重?本質上是世襲的政治身分。而在身分不可世襲的大夫以下，嫡孫承重如無源之水。基於這一現實情境，庾純以?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論證嫡孫不應先諸父承重，將?傳重?原則與?承財?統一，要求喪服禮制反映習俗的繼承關係。而習俗中的繼承原則，既構成了劉寶等人從事經典解釋時的歷史語境，也使得魏晉時期的?嫡孫承重?在保留?承重?古義的同時，其適用範圍已不同於經典。
《通典》卷88“孫為祖持重議”，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北宋刊本
?嫡孫承重?服在北朝的施行同樣存在適用範圍上的身分等級問題，卻出現了向士庶普遍通行的傾向。北魏永平四年（），?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眾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13]太常卿劉芳主張終德當同諸孫服期服，論點有二。一、?傳重?意傳宗廟之重，庶人無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14]終德官品不及下士，屬?庶人在官?，無承重之禮。二、魏晉以來已不為嫡子服斬，嫡系子孫並無絕對優先的繼嗣權，?今世既不復為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15]據劉芳議，北魏時，?嫡孫承重?是否下通庶人，存在爭議；其次，宗廟祭祀意義上的承重受到禮的規範，而習俗的家內秩序則以庶叔的尊長地位為先。對此，國子博士孫景邕的反駁也有兩點。一、?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16]二、終德已預士流，?准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廟士也。假令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17]景邕議表明，北魏時確有?嫡孫承重?下通庶人的主張，這一主張的基本論據是喪服一篇本身兼包庶人。其次，孫景邕與劉芳的共識是士以上皆當遵守?嫡孫承重?，爭議在於終德的身分是否屬士。這一點之所以存在爭議，原因在於北魏對官品與《周禮》爵級之間的對應關係，並無明確規定。據《魏書》官氏志，員外將軍屬從第八品下[18]，劉芳引晉《官品令》：?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無正從，故以第八品准古下士?[19]，遂認為終德?官品不及下士?。當時詔書云：?嫡孫為祖母，禮令有據，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20]肯定了終德士的身分。由詔書還可進一步推知，北魏時期，?嫡孫承重?服已見著禮令，且下及於士，與魏晉僅適用於世襲爵位的諸侯不同。
如何認識與評價北魏時的?嫡孫承重?服？北魏?嫡孫承重?服制之所以下及於士，甚至還出現了下通庶人的聲音，並不是為了打破?嫡孫承重?服的身分限制，而是禮制的復古背景，導致北魏的?嫡孫承重?比魏晉制度更接近經典。正如前引劉智評魏晉嫡孫承重?非從古制也，魏晉二代亦自行之?，喪服經中的?嫡孫承重?對天子至士一皆適用，並非只為天子諸侯立制。魏晉時期，?嫡孫承重?服制的施行，更多地順應了現實條件而變於古制。北魏在嫡孫承重服上更接近經典古禮，帶有更強的復古特徵。北魏孝文帝漢化改制以來，力圖通過禮制上的?復古?、?宗經?以標榜正朔，?嫡孫承重?服表現出的復古傾向，在孝文帝以來的禮制改革中並非孤例。[21]
唐代禮法中的?嫡孫承重?服仍與封爵世襲掛鉤。《開元禮》編列五服制度，對中古時期的服制變化作了系統整理。五服制度以條目形式排列喪服中的服制規定，在斬衰三年章中加入?嫡孫為祖?一條，表明唐人已將此條服制與有明確經文依據的服制同等看待。[22]《唐律疏議》名例?稱期親祖父母?云：?嫡孫承祖，與父母同?，疏云：?依禮及令，無嫡子，立嫡孫，即是『嫡孫承祖』。若聞此祖喪，匿不舉哀，流二千里。故云『與父母同』。?[23]所言?令?當為封爵令。[24]戶婚?立嫡違法?條疏亦引云：?依令：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玄以下准此。無後者，為戶絕。?[25]按：?戶絕?，仁井田陞以為當作?國除?，?戶絕?為後世所改。[26]唐代律令中的立嫡之制，所針對的仍是世襲封爵之家，故立嫡違法條疏云：?立嫡者，本擬承襲。?[27]可知唐代?嫡孫承重?服在適用範圍上主要限於世襲封爵之家，與政治身分的世襲密不可分。[28]
經典所載喪服，與後世喪服制度之間並非連續、無斷裂的承傳關係。以禮經為國法的魏晉時代，對喪服?嫡孫承重?的制度化具有奠基意義。也正因喪服在禮法層面的制度化發展，使經典與習俗的關係開始成為喪服實踐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於魏晉以降的禮議中反復出現。周代宗法封建制下，?承重?意承爵土、宗廟、祭祀之重。中古時期，以封爵世襲為基礎，嫡孫所承之?重?仍大致保留了經典古禮中的實質意涵，這也就決定了?嫡孫承重?服制的適用範圍僅限於特定身分者。而在禮之外的習俗層面，嫡孫並無先於庶叔的承重地位。宋代臣僚無世爵，?嫡孫承重?失去制度依托，卻並未單純隨制度基礎的喪失而消亡。制度條件的失去一方面使禮令條文失去實質意涵，成為具文，最終導致?嫡孫承重?服制在法律層面被更改；另一方面，正因剝離了政治制度背景帶來的身分規約，使得儒學士大夫有條件對?嫡孫承重?的經典禮義進行普遍化的義理重釋，推動?嫡孫承重?向士庶推行，從而形成?嫡孫承重?在宋代的兩重發展。
《唐律疏議》卷6“稱期親祖父母”，元余志安勤有堂刻本
三、尊經與適俗：?嫡孫承重?服制在宋代的兩重變化
宋初喪服制度因襲唐五代以來的沿革變化，對喪服制度進行系統整理，是在天聖五年（），由翰林侍讀學士孫奭?於《開寶正禮》錄出五服年月並見行喪服制度，編附假寧令?[29]。孫奭所訂服制，經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加以通俗化，節取假寧令相關條目相附而成《五服年月敕》，是為北宋喪服的標準制度。天聖七年（）頒行的《天聖令》，於喪葬令後附有一份喪服年月，其大題下小注云：?解官給假，並准假寧令文；言禮定刑，即與五服年月新敕兼行。?[30]喪服年月中的服制規定，?基本上是五服年月敕的節略版。?[31]喪服年月?斬衰三年?載：?嫡孫為祖後者，為祖?，小注云：?為曾、高後者亦同。?[32]五服年月敕今佚，文獻所載佚文有?嫡孫承祖?一條，注云：?謂承重者。為曾祖、高祖後者亦如之。?[33]可知宋代禮令中的?嫡孫承重?服本出《開元禮》，經《開寶禮》、五服年月敕到《天聖令》喪服年月，一脈相承。前述唐代?嫡孫承重?服適用於世襲封爵之家，而由宋初?嫡孫承重?的案例可知，宋初民間實際通行的承重順序是以庶叔先於嫡孫；與此同時，一些士大夫從經典禮義出發，又有將?嫡孫承重?普遍推行於士庶的傾向。直至熙寧八年（）修訂?嫡孫承重?服前，這兩種方式皆被官方認可。
首先來看石祖仁的案例。《長編》載皇祐元年（），大理評事石祖仁奏其叔從簡為祖父中立服後四十日亡，乞下禮院定承祖父重服。[34]祖仁為其祖父中立之嫡孫，中立亡後，祖仁並未服嫡孫承重之斬衰，而由其庶叔從簡服斬。庶叔未終服而亡，祖仁疑於所服，故上奏請定服制。祖仁並不懷疑庶叔應先他承重，他不能斷定的是在庶叔未終服而亡的情況下，嫡孫是否還應承重服斬。禮官范鎮以為?經無接服?，謂祖仁當以期服主喪，服除而止。[35]禮官宋敏求駁云：
自《開元禮》以前，嫡孫為祖，雖祖之眾子在，亦服斬衰三年。且前代嫡孫卒，則次孫承重，況從簡為中子已卒，而祖仁為嫡孫？古者重嫡孫，正貴所傳，其為後者皆服三年，以主虞、練、祥、禫之祭。且三年之喪，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有變也。今中立未及葬，未卒哭，從簡已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經變也……又舉葬必有服，祖仁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斬衰服三年。後有如其類而已葬者，用再喪制度，請著為定式。[36]
范鎮和宋敏求均默認祖仁在庶叔在世的情況下，不必服承重斬衰。不同的是，宋敏求堅持必有子孫在實質意義上為亡父祖服斬。宋敏求的建議得到採納，南宋《慶元條法事類》載服制令：?若嫡子兄弟未終喪而亡者，嫡孫亦承重?[37]，即本其議。宋敏求認為《開元禮》以前的制度乃嫡孫為祖，雖有庶叔猶承重。這一說法並不準確，卻透露出庶叔較嫡孫擁有承重的優先地位，是宋初認可的制服方式。但這還不是事實的全部。宋初還存在部分士大夫將經典禮義普遍化、使?嫡孫承重?向士庶普遍推行的趨勢。
史料記載嘉祐七年（），時任建康軍簽書節度判官事劉輝（字之道），請求為死去的祖母解官，承重服斬。[38]劉輝希望在兩位叔父健在的情況下，以嫡孫身分為祖母承重。王贄派去的使者引令文規勸劉輝：?按著令，凡適孫為祖父母承重者，蓋其適子無同母弟以承其重者也。?據前文對北宋喪服禮令的分析，嘉祐時期，禮令中的?嫡孫承重?服並無?其嫡子無同母弟以承其重?這一附加說明，使者所言乃是依據宋初常例對這條服制作出的解讀。使者既引禮令，故劉輝亦引宋封爵令為辯。宋初封爵令因襲唐令而來，前論唐代?嫡孫承重?服主要適用於傳襲封爵者，劉輝則對令文中的嫡系繼承作了普遍化的解讀，言?貴賤雖殊，正適之義則一也。?劉輝的做法得到禮官認可，朝廷亦聽其解官。劉輝等儒學之士，對?嫡孫承重?服制的踐行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楊傑云?有國以來，適孫有諸叔而承重者，自之道始也。?劉輝案例的?開創?意義在於以士人身分行?嫡孫承重?，且得到了官方認可。
又有程顥之例。游酢記載，嘉祐年間，程顥在鄠縣主簿任上，?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為嫡孫，未果承重?，程顥?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為常。?[39]州從事遭祖母喪時，庶叔在否，並不清楚。從游酢言?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為常?，可以推測此例當是有庶叔情形下的?嫡孫承重?，否則不必特為表彰。游酢之言，雖不免帶有誇張成分，卻表明，一、嫡孫先庶叔而承重在宋初本不常行；二、程顥等儒學士大夫在一定範圍內推動了?嫡孫承重?服制的踐行。這一局面進一步擴大了禮令中的?嫡孫承重?服在法律解釋與實踐層面的分歧，使得服制修訂勢在必行。熙寧八年（），中書禮房對?嫡孫承重?服作了重要修訂：
欲於《五服年月敕》?嫡孫為祖?條修定注詞，云：?謂承重者。為曾祖、高祖後者亦如之。嫡子死，無眾子，然後嫡孫承重。即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40]
詔從之。注詞肯定了宋初以來習俗中較通行的制服方式，從法律上正式規定嫡孫沒有優先諸父的承重權。中書禮房所奏當本王安石議，見王安石上劄云：
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絕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嫡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禮可廢，而嫡子死，非傳爵者，無眾子，乃可於嫡孫承重。自餘喪服，當用周制而已。[41]
王安石言封建之法廢，?嫡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可見新法雖標榜周禮，實際的立法施政又有很強的務實與權變精神。王安石的觀點在立論思路上與歷史上的庾純、劉芳並無不同，皆是主張儒家宗法制下的嫡系繼承須以封建世爵制為依托，強調禮的制度條件及其時代性。劉輝、程顥則認為，儒家經典中的宗法嫡系繼承具有超越制度、時代以及身分貴賤的典範意義，應予普遍施行。
《臨川先生文集》書影，再造善本影印紹興兩浙東路轉運司刻本
完整理解注詞內容，還需解釋注詞中有關傳襲封爵者的規定：?即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這裡的?傳襲封爵者?，是指慶曆四年（）以後可以世襲的宗室王、公爵。宋初至慶曆四年以前，皇子、皇親兄弟可以封王、郡王或國公，但其爵位不可世襲。由於宗室封爵不可世襲，至慶曆四年（）正月，荊王元儼去世後，宗室已無一人為王，為藩屏王室計，仁宗大舉新封了?十王?之後。[42]史料表明，這些新封的王、公爵可以世襲，但世襲的方式並不遵循封爵令中的嫡系繼承，而是依照?長者優先?的行輩繼承，?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43]，不區分嫡庶。例如，岐王德芳孫、惟敘子從煦於慶曆四年封安國公，從煦卒後，其再從兄弟從古襲爵。從古卒後，又由從古的再從兄弟從式襲爵。[44]宗室?長者優先?的傳爵次序，與士庶的傳重服喪，均體現了依照行輩的繼承原則。[45]熙寧三年（），神宗又改宗室封爵的傳襲方式為父子嫡系繼承，《長編》載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朝廷以為非古……謹按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合依禮令傳嫡承襲。詔可。?[46]由是，宗室封爵的世襲開始依照封爵令中的嫡系繼承原則進行[47]，這就是熙寧八年?嫡孫承重?條注詞?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一句的制度背景。也就是說，熙寧八年?嫡孫承重?條的修訂，從法律上規定了士庶階層嫡孫不先諸父而承重，同時將嫡孫優先諸父的承重權限定在了宗室封爵世襲的範圍內。
?嫡孫承重?修訂後的案例，見《長編》載熙寧八年十月，原知廬州孫覺正以嫡孫身分解官為祖母服喪，其時孫覺的叔父尚在，有司據新令，以孫覺不當解官，遂使孫覺改知潤州。[48]熙寧八年修訂的?嫡孫承重?服制成為有宋定制，《慶元條法事類》載服制令：?諸嫡子死，無兄弟，則嫡孫承重。若嫡子兄弟未終喪而亡者，嫡孫亦承重。……無嫡孫，則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則眾長孫承重。即傳襲封爵者，不以嫡庶長幼，雖有嫡子兄弟，皆承重，曾孫、玄孫亦如之。?[49]對士庶而言，禮令中的?承重?的確如滋賀所言，已轉義為僅表示三年重服的喪服術語。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禮法層面雖如此規定，而士大夫將?嫡孫承重?服制普遍推行的想法並未消失。在一些士大夫群體於士庶階層倡興宗法的背景下，?嫡孫承重?服經重新闡釋與實踐，獲得了更高的普遍性。以朱子為代表，《家禮》中的服制便刻意採用了經典古禮中帶有宗法背景的?嫡孫承重?。元代以降，伴隨《家禮》的官方認可與民間流布，士大夫的家禮實踐獲得了向士庶普遍推行的契機，深刻影響並塑造了元明清代禮法與習俗中的制服與承祀方式。
四、朱子《家禮》及其影響下的元明清代?嫡孫承重?服
熙寧八年修訂的?嫡孫承重?服，並未被元明清代的禮法服制所繼承，從《元典章》、龔端禮《五服圖解》到《大明集禮》、《孝慈錄》、《大清通禮》、《大清律例》中的服制，?嫡孫承重?皆未延用熙寧八年修訂後的注詞規定。[50]這是因元明清代禮律中的?嫡孫承重?服承自《家禮》的緣故。《家禮》喪禮?斬衰三年?條下云：?其加服則嫡孫父卒為祖，若曾高祖承重者也。?[51]又《家禮》喪禮?立喪主?條：?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52]皆明確以嫡孫承重主喪。楊復注進一步揭示出朱子的立制之旨：
問：周制有大宗之禮，立嫡以為後，故父為長子三年。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亦不可以嫡庶論也。
先生曰：宗法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庶子皆得為父後者乎？[53]
朱熹《家禮》卷4“斬衰三年”，宋刻本
楊注本朱子與郭子從問答之語。[54]郭子從提出，大宗法廢後，長子、庶子皆可為父後，具有同等的繼嗣地位，?子各得以為後?。與庾純、王安石等堅持禮的制度基礎不同，朱子在知古禮的制度基礎不存的前提下，仍主張保留古禮的形式，體現了孔子?愛禮存羊?之意。不過，朱子主張?愛禮存羊?，非僅自足於從形式上保留古禮，《家禮》中的?嫡孫承重?服制，以《家禮》的宗法祭祀構想為背景，楊復注言：
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係，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55]
楊復指出，宗法為《家禮》之大義所係。《語類》載朱子論家祭儀：
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滾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者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卻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卻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卻有古宗法意。[56]
《家禮》云：
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為四龕，每龕內置一桌。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虛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若大宗世數未滿，則亦虛其西龕，如小宗之制……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57]
?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故嫡長死，庶子亦不得先嫡孫而後父。也就是說，?嫡孫承重?并非獨立存在的喪服制度，而是與承祀繼嗣相輔相成。早在朱子之前，張載、程頤、程顥等宋儒已力倡復興宗法。在宋代無世卿世祿的現實條件下，宋儒宗法學說的一大特點是剝離了經典古制中世爵的制度背景，使宗法得以下及庶人。二程云：?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58]程頤云：?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59]張載言：?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60]可知宋儒提倡宗法，面向的群體是廣泛的士庶階層。與中古時期宗法適用於特定身分者，及其規範士族政治身分傳襲的主要功能不同，宋儒宣導宗法復興，要在發揮宗法的收族功能，重塑士庶的家族生活秩序。[61]元明清代禮法中的?嫡孫承重?服制，未延續宋代禮令中的規定，而是繼承了《家禮》所代表的儒家士大夫群體的家禮實踐，其意義須放在宋以來的思想背景下才能獲得恰當理解。
元代民間喪服在制度和文獻層面都與《家禮》存在莫大淵源。《元典章》所載五服圖云：?若嫡孫承祖，同父母?[62]，元人龔端禮《五服圖解》亦云：?祖父母，齊衰不杖期。若父先卒，己承重，父母服同。?[63]《元典章》與《五服圖解》使用了一種菱形宗枝圖。吳飛指出：?在現存的資料中，最早的菱形宗枝圖出現在黃榦《儀禮經傳通解》的喪禮部分和楊復的《儀禮圖》中。宋代以降，特別是明清，官方和民間都廣泛使用這一五服圖。?[64]需進一步說明的是，《元典章》、《五服圖解》以及元明清官方、民間廣泛使用的宗枝圖，與黃榦、楊復禮圖有所區別，其源頭應是宋末元初的民間日用類書。[65]《家禮》原本應該沒有五服圖[66]，元初建安所刻纂圖集注本《家禮》始增入五服圖[67]，《元典章》、《五服圖解》中的宗枝圖畫法正與此相同。此種畫法的五服圖最早出現在宋末至元初的幾部民間日用類書，如《事文類聚》、《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事林廣記》中[68]，其中的喪服制度皆承自《家禮》。《事文類聚》編者祝穆、《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編者劉應李，均深受朱子學影響，對《家禮》的採錄並非偶然。《元典章》由坊間編刻，《五服圖解》為龔端禮私撰以切合時用之禮書，其中的五服圖及喪服禮制很可能即本自這些民間日用類書，其制度源頭正在《家禮》。龔端禮於《五服圖解》言：?朱文公《家禮》所載前項喪服，皆案古宜今，士夫家多遵此而為之。?[69]《五服圖解》撰成於至治二年（），是元代私人編集的代表性禮書。泰定年間，編者龔端禮又本五服圖增補更通俗的易曉之圖，云：?愚思此集乃當今官民必用之文，復慮世人不克周曉，故盡心窮理，按古增劃易曉之圖。?[70]《家禮》喪服制度的流行程度，可見一斑。《五服圖解》還揭示了龔端禮等元代士人如何從義理上詮釋《家禮》中的宗法嫡庶關係，《五服圖解》嫡庶義子之圖下云：
其婦所產之長子，謂之嫡子。蓋其祖父一點之元氣，竟傳其嫡。而嫡子所產之子謂嫡孫。其父有疾、故，即嫡孫為之祭主。書曰續祖繼體、嫡嫡相承，其此之謂乎？是以神像、容貌、言語、性慧多有相類，故為嫡子而父斬衰、母齊衰，皆服三年之重服。其次之子謂之眾子，雖一父母所生，為其元氣散亂，不得其嫡，而父母惟以期服。[71]
龔端禮以?氣?的理論解釋嫡庶之別，使宗法嫡庶脫離周代封建制度，成為更具普遍意義的承祀原則。滋賀秀三關於承祀與承財同一性的重要論述，是以財產的兄弟均分與繼嗣承祀的兄弟平等，同為?父子兄弟、本同一氣?這一自然觀念的反映。龔端禮從?氣論?角度對兄弟關係作了完全不同於滋賀的詮釋。宗法繼嗣作為?天理即自然?意義上的?自然?，使?嫡孫承重?以更強的普遍性，成為塑造習俗的觀念力量。伊沛霞從《家禮》的刊刻與流布、官方地位的確立以及民間改編等角度，再現了《家禮》在明清社會中的影響，指出，至十六世紀，人們已廣泛期待士大夫以某種基本方式遵守《家禮》，對《家禮》的遵守亦被視為文士地位的標誌。[72]喪服制度由於關聯到官員丁憂、恩蔭等公法領域，因此下面先從官方禮令的角度分析明清時代的?嫡孫承重?。
明清禮律中的?嫡孫承重?服制規定不僅在文獻、形式上，且在實質意義上因襲了《家禮》。明清士人在喪服實踐中遵行?嫡孫承重?，史料中頗不乏其例。明康海甘節吳先生墓志銘云吳傑：?值祖與祖母繼歿，先生以嫡孫承重，三年之喪，哀痛備至。洎除服，仲父析居，季父上京矣。?[73]李東陽明故奉政大夫修正庶尹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何公墓志銘載：?郴州何公廷彥，以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歸十有八年，卒於家，其長孫孟春承重當終制，乃具衰絰請於予……子三，說長而賢，其卒時也，時論惜之。次言、次誾。?[74]何孟春承重服斬時，其叔父何言、何誾應尚在。尹襄長寧訓導劉君墓志銘載：?長寧司訓劉君之卒也，主其喪者，其孫鄉貢進士孔愚，以適承重也……男三人，冔其長也，次昇，次旦，邑庠生。?劉茝卒時，主其喪者為嫡孫劉孔愚，其時孔愚叔父昇、旦應尚在，孔愚以銘請於尹襄。[75]清陳兆崙作劉元燮墓志銘云：?某年某月承重孫鐸將奉先生柩，隨諸叔卜兆於某山某原，前期請為之銘。?[76]蔡新撰其伯兄行狀云：?雍正丙午，先大父資政公司訓安溪，得末疾。先生自家奔侍，時新偕仲叔兩父省試未回……踰月，資政公卒，先生為適孫承重三年，無違禮。?[77]又，茹綸常撰資政大夫慎菴張君墓志銘：?時應恆以承重，與其叔父俱丁太夫人憂，將以嘉慶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奉太翁與太夫人柩，合葬於南村原。?[78]在以上明清墓志、行狀中，?嫡孫?地位突出，既需承重服斬，往往也是操辦喪事、請銘之人。這與前文介紹的宋朝情況，已有了很大不同。
?嫡孫承重?作為喪服制度，既著之禮律，又受蔭補、丁憂等公法制約，對士人階層的喪服實踐具有較強的規範性，與此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至民間禮俗。清初學者萬斯大言：?今天下喪禮廢壞，獨嫡孫承重，律令著之，通俗行之，稍見古人為後之義。?[79]語本萬斯大評清人張文嘉《齊家寶要》。張文嘉於康熙年間輯撰通俗日用類儀注《齊家寶要》。是書本《書儀》、《家禮》，參以時制而成，其中關於?嫡孫承重?的服制規定，與《家禮》相同。惟喪禮?立喪主?條下云：?長子為主人，無則長孫或次子為之。此古人重嫡之意。?[80]張文嘉雖云?長孫或次子為之?，實則更強調長孫的優先地位，其?嫡長承重?條下即云：?重者，主也，謂主喪也。?[81]饒是如此，萬斯大依舊強調不得以次子主丧。而當時習俗應不乏以年長之次子主喪者，萬斯大言：
友人吳秉季謂予曰：?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且子所引乃卿大夫之禮，士庶之家不必然。?予曰：?某所言者，古今之通義也。君之所慮者，末俗之私見也。子亦知嫡孫為主即承重之謂乎？?曰：?雖承重猶當次子主之。?予曰：?若是，猶未明乎承重之謂矣。?[82]
吳秉季與萬斯大所爭者，非為嫡孫是否應承重，而在承重是否應即主喪。吳秉季提出?雖承重猶當次子主之?，言?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因世俗多有以年長之次子主喪；萬斯大則從?承重?的原理出發，強調?承重?與?主喪?的同一性而力主只以嫡孫主喪。如果說?嫡孫承重?服制有著禮法上的依據，行之無疑，那麼唯嫡孫主喪可以說體現了士大夫按照?嫡孫承重?的經典禮義來進一步整齊、塑造民間禮俗的努力。
由《家禮》到士民禮儀，由士民禮儀到家國禮法，再由禮法到禮俗，?嫡孫承重?並未延續北宋禮令中的變化趨勢，且比魏晉時期的?嫡孫承重?具有更強的普適性。在此，經典對後世禮法、習俗的形塑，顯示出經典之為觀念來源，並不必然為自身歷史背景所限的一面。古今的制度條件雖然懸隔，經典中的宗法繼嗣觀念卻可經由新的義理詮釋，加以普遍化，成為規範生活秩序的通則。然而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無論經典禮義還是禮法條文，當其實踐之際，都不能無視習俗所生發的現實情境；?緣情制禮?、?因時制禮?，亦是儒家禮制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明清之際的禮學轉向中，正是對經典自身歷史語境的考證與重建，形成了質疑《家禮》的批判性立場。下面透過清代學者在?嫡孫承重?服制上的相關爭議，從學術思想層面概見?嫡孫承重?服制背後，經典與習俗之間仍未消解的內在張力。
五、經典與經驗：古禮考證興起下的服制論議
相較載之禮律的喪服制度，民間喪葬、祭祀等習俗性活動中存在的地域差異和變化，有的已超出禮令規約的範圍，?嫡孫?在私法領域的位置也更為模糊。[83]例如，在主喪者的確立上，既有以嫡子、嫡孫為喪主，也有上文吳秉季?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之論。在宗族祭祀禮儀中，既有不少宗族譜採用《家禮》影響下的宗法祭祀[84]，也有因應不同實踐需要而採取的祭祀模式。[85]對於身處不同禮儀生活方式的人們來說，?嫡孫?的地位和意義並非理念中的整齊劃一。正是在面向庶民及應對複雜實踐的過程中，產生了對《家禮》的不同改編與質疑。[86]張壽安指出明清禮學的一大轉折，是從?家禮學?轉向以經典、古禮考證為內容的?儀禮學?。[87]周啟榮將清代考證禮學放在以?禮?為核心的思想文化變革——儒家禮教主義興起的視角下加以理解。[88]他們的研究揭示，清代考證禮學具有關注禮制儀節等經驗秩序，並從經典自身視域出發推考古代禮制的取向。[89]與《家禮》強調禮儀、禮義之為?理?的普遍性不同，古禮考證凸顯出的是?古今之別?。考證禮學發揮其經世效用的原理在於，對古代與當下各自具有的特殊性都給予如其所是的精微體察，進而如張壽安所言：?從清代禮學者的禮經考證與新詮中，我們看到的是清儒對個人之情、家族之情的重視，甚至包括相對於家族而言的個人之私體、相對於皇權而言的家族之私體等，皆備受重視並給予正面價值。?[90]古禮考證所帶來的並不是簡單回到古代，而是回到?禮?的經驗世界。
因此，在清初毛奇齡與萬斯大關於?嫡孫承重?的分歧中，萬斯大立足?古今之通義?，而毛奇齡則強調?承重?在經典時代的歷史社會基礎。萬斯大理解?承重?的核心是?承嗣?，?重?的本質是?正體之重?，?承重?的禮制意涵是：主喪、主祭、服斬：
故喪服父為長子斬，傳曰：?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也。?此重之義也。適子死則適孫為後。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注云：?適子在則皆為庶孫。?必適子死乃立適孫，適孫為祖後也。為祖後則凡適子之事皆適孫承之，故祖父卒服斬，與子為父同，此承重之義也。
重為先祖祭祀之重，父死子繼，豈獨非承？今以子死孫承謂主祖喪為承重，是重之義專指祖喪矣，亦知孫為祖後而服斬，乃代其父為喪主，非關承重乎？曰五服莫重於斬，唯子為父服之，孫為祖本齊，今代父服斬以為喪主，不謂之承重可乎？曰吾不謂祖喪服斬之非重，第言禮必本於經，?承重?之稱生於?傳重?，?傳重?之義由乎?主祭?，即安得專指孫主祖喪而言承重也？[91]
萬斯大《學禮質疑》“適孫承重二”，皇清經解本
萬斯大認為，?正體?傳承暨宗法性的嫡系繼承，乃繼嗣的古今通則。前文指出，將這一原則在真正意義上予以普遍化，始於宋儒、尤其是倡興宗法的學者。萬斯大擁護《家禮》，是這一思路的繼承者。萬斯大層層論述了?承重?應包含主喪、服斬、主祭三個方面。前引滋賀秀三認為，明清時期，?承重?一詞已失去宗祀意涵，轉訛為指稱三年重服。至少在萬斯大看來，繼嗣承祀仍是?承重?的實質規定。而就前述史料所見士庶喪禮實踐來看，?嫡孫承重?服斬、主喪、主祭合一的模式依然存在。無論是在觀念還是實踐層面，都不能簡單斷定?承重?已變為單純的服制術語。再看與萬斯大相近的觀點，沈彤云：
曰：?重?之名，始見喪服傳。鄭氏以?宗廟?注之，則所承宜專在先祀，今之兼喪，何本也？曰：《論語》謂所重，民、食、喪、祭。喪固與祭並重。且啟殯而朝，卒哭而祔，練而祭，喪禮有行於廟者，則鄭之言宗廟，亦兼喪矣。
康成雖專以?重?為宗廟，然言廟則自包寢，故承重之禮，庶人與士大夫同。《魏書》禮志孫景邕等三議皆當，可從也。[92]
沈彤亦強調?承重?具有承祀、主喪雙重意義，且為士庶通行之禮。不過，沈彤從制度角度對?承重?下及庶人的論證，並不成立。廟雖有寢，但並不包括無廟而寢祭的庶人之寢。有理由認為，沈彤作為清初重要的《儀禮》學家，之所以論證失當，實本?承重?下通庶人這一先見立論。又，黃以周《禮書通故》言：
凡為後者，正體與傳重並重，其有正體而不傳重者如適子有廢疾是，有傳重而非正體者如庶子為後、庶孫為後是，皆不得加服三年。惟正體又將傳重，乃為加服，此為上下通制。淩次仲力主杜說，必有宗廟、土地、爵位、人民而後謂之重。五世則遷之小宗已為無重可傳，如其說，古立小宗法，亦為過舉矣。[93]
黃以周駁淩廷堪以有宗廟、爵土方可謂?重?，強調?正體?與?傳重?並重，以之為?上下通制?。《禮書通故》為晚清禮學殿軍，但此處論述及其對淩廷堪的反駁，都不無模糊處。經文中，?士?亦屬可有宗廟、爵土階層，即此而言，淩廷堪並不反對無大宗之士可以承重。而黃以周所說?上下通制?是否兼包庶人，卻未言明。從黃以周反對淩廷堪專以宗廟、爵土為說，可知黃以周當是認為?承重?下通庶人。如前所述，這是宋以後才開始實現的情勢，對黃以周的立論產生了重要影響。
萬斯大、沈彤、黃以周皆是清代著名禮學家，對於經典研究傾注了極大心力，而在他們的經學解釋中，多少暗含了?宗法下及庶人?這一後置視域。肇自清初，一些以經典古禮反對《家禮》的學者，開始主張回到經典自身語境，強調?承重?在其時代的社會歷史背景與制度基礎。毛奇齡論?承重?云：
古無?承重?名，但有?傳重?、?受重?二名，謂祖父以宗社之重傳之於我，而我從受之，則此祖、此父皆先君也。……是今之?承重?，實從?傳重?與?受重?二名而誤稱之，而今之孫為祖父母三年，實由先君與先太后之服而誤服之者也，原非謂三年重服，子未服而孫承之，謂之承重孫也。但曰?為父後?，?為祖後?，則仍是?承重?之別名，士庶有何後而子為之，孫又為之？[94]
毛奇齡《經問》，皇清經解本
毛奇齡是清初批判《家禮》及其宗法背景的重要學者，對萬斯大的宗法學說亦予尖銳批評。[95]毛奇齡將?重?定義為?宗社之重?，?承重?範圍限於有土之君。由承重?原非謂三年重服，子未服而孫承之，謂之承重孫也。但曰『為父後』，『為祖後』，則仍是『承重』之別名”可知，毛奇齡同樣強調?承重?的承嗣意涵。與《家禮》、萬斯大不同的是，毛奇齡質疑宗法繼嗣原則超時空的普適性，並以制度基礎對其適用性而言更為根本。與毛奇齡觀點一致，李紱云：
蓋自封建廢而諸侯不世國，命卿廢而大夫不世家。公卿嫡長之子孫夷於黎庶，固無重之可承。既非世國、世家，即不能別立大宗，亦無重之可承。既非世國、世家，即不能別立大宗，亦無重之可繼，烏有所謂?承重之孫?也哉？長子死而嫡孫承重，始行於吾鄉先達劉狀元煇，祖母卒請承重，事下禮部，宋時士大夫不習於宗法而好言宗子，遂從所請，自是以來，嫡孫有叔父而輒稱承重，不知古禮之不然也。近日鄞縣萬氏斯大著《學禮質疑》，中宗圖頗為明備，亦未嘗深思古義，不知其所論著皆無用於今之世者。[96]
李紱亦以?重?為世國、世家之謂，直言萬斯大之宗法學說?皆無用於今之世者?。李紱注意到了?嫡孫承重?向士庶普及始於宋，並歸咎於宋儒?不習於宗法而好言宗子?。再看其他考證學者的論述，淩廷堪《禮經釋例》言：
考喪服·斬衰三年章?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故嫡子卒，嫡孫為祖後為三年之服，謂之承重也。然此唯封建之世有之，《通典》言之甚詳……今律有承重之文，以《通典》考之，亦指世襲之家有後者言之。知禮者稀，即律文亦不易讀也。陋儒據《家禮》，每於士庶人家行此，且使諸父在其下，則全非禮意矣。[97]
又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
嫡孫承重之服，主有宗廟者而言，劉芳之議自不可易。今庶人無爵而以孫上陵諸父，非禮意也。[98]
又陳祖範《經咫》言：
為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為後之子亡則嫡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宗法廢，士大夫不世爵，諸子無為後不為後之分，既已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曰?是禮也?，禮果然乎哉？[99]
淩廷堪、錢大昕、陳祖範再次展現了對於古禮的歷史語境化理解，以爵土、宗廟等制度詮釋?重?，凸顯了宗法承嗣的歷史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的一面。對古禮特殊性的揭示、高度經驗化的思維方式，從兩方面構成了考證學者的實踐主張：一、從古今之別的角度，批判《家禮》及其影響下的禮俗之?非禮?，如以上淩廷堪、錢大昕、陳祖範無不批評當世?嫡孫承重?有違經典禮義。二、並非制度性地回到古禮，而是要求體察當代禮儀實踐的現實處境。《四庫總目提要》評陳祖範《經咫》?不以古制違人情?[]，評毛奇齡《辨定祭禮通俗譜》?於古禮之必不可行及俗禮之誤托於古者，剖析考證，亦往往釐然有當。?[]在?嫡孫承重?問題上，萬斯大等與毛奇齡等的差別，重點不在誰更實用，誰更適應現實禮俗。如前所述，在宋儒的努力及《家禮》影響下，?嫡孫承重?在士庶中的施行已不鮮見；上述淩廷堪等論亦印證了宗法性?承重?對於習俗的深刻影響，成為引發他與錢大昕等著言反對此禮的直接原因。萬斯大等與毛奇齡等的論爭，於學理上更清晰地呈現了歷史上儒家內部關於?嫡孫承重?服制的固有爭議，分歧的根源仍在於如何理解?禮?與實踐生活的關係，?禮?是一系列普遍化的規則，還是?緣情而制?的實踐技藝。
六、結論
喪服小記：?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鄭注云：?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繼祖為?正體?，體現了周代宗法繼承原則中的?嫡嫡相承?。[]經典古義中的?承重?意味著繼承爵土、宗廟之重。魏晉至唐代，嫡孫所承之?重?大致保留了古禮之實，?嫡孫承重?一般只行於封爵世襲之家，在適用範圍上受到身分等級的限制。而在習俗領域，嫡孫並無先於庶叔的承重地位。宋代臣僚無世爵，品官家廟未曾普遍建立，?嫡孫承重?失去制度依托。北宋熙寧八年的服制修訂，從法律上確立了庶叔先於嫡孫的承重權，反映了禮法對習俗承繼方式的適應。但也正是政治制度造成的身分規約在宋代的消失，?嫡孫承重?獲得了超越制度條件、向士庶推行的契機。藉由士大夫對宗法原理的普遍性重述及其家禮實踐的推廣，元明清時期，?嫡孫承重?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向士庶階層的推行，深刻影響了禮法與習俗中的承祀方式。與此同時，經典與習俗之間的張力並未消失。習俗的複雜多元始終挑戰著單一原則的合理性，而考證禮學恰恰是通過經典研究的方式，重新彰顯了禮的經驗特徵。對?嫡孫承重?服制的歷史考察，展現出其實踐的複雜面。從這一歷史圖景出發，回到文章開篇所提繼嗣原則問題的爭議。仁井田陞指出，在中國古代祭祀繼承人的選定上，?嫡系主義?與?行輩主義?兩大類型在不同時代互有消長。?嫡孫承重?服制的歷史變遷更支持這一描述，但還需作更深層的解釋，並對滋賀秀三的理論加以回應。
古代的繼嗣承祀原則不僅是社會經濟關係的反映，亦是士大夫從觀念上進行塑造的結果。經典之為經典，在於其中的原理能夠被普遍化，並因此超出制度條件的約束。歷史上，繼嗣承祀與財產繼承原則並不總是保持一致。儘管漢以下至清代的財產繼承基本採用諸子均分，但在繼嗣承祀問題上，嫡系繼承仍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則。
滋賀秀三極富洞見地提出了從根基上把握古代繼承問題的重要理論。與此同時，?禮?之於古代生活的意義，有時正潛藏在實踐問題的複雜與觀念的衝突之下。?嫡孫承重?服制的歷史揭示，如何處理經典、禮法與習俗的關係，歷史上既存在不同思路，也反映出對?禮?的差異性理解。其一是將?禮?視同?天地自然的理?，宋明理學很大程度上發展了這一禮即自然的觀念。理學士大夫雖然能夠推動普遍之?禮?形塑禮法與習俗，卻不能抹去習俗的差異性、替代習俗的自發性。從庾純、劉芳到王安石等，再到清初考證學者，他們強調古禮的歷史背景與特殊性，其實是從根本上將?禮?理解為?人為之物?。?自然?即不待人為的生之自然，自然情感或自發生成的習俗，從這一意義上說，?禮?是非自然的，是人類在時空中的歷史創造。中國古代的繼嗣承祀原則，在經典、習俗與禮法三者交互中展現出的複雜性，亦需在不同禮觀念的對話下獲得深層理解。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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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s,CustomsandStatutes：AHistoricalInvestigationOntheGrandson’sMourningClothesfortheInheritedGrandfather
FengCh’ien
Abstract
AbouttheprincipleofsuccessionandsacrificeinancientChina,therearedifferencesbetweenNiidaNoboruandShuzoShiga.NiidaNoborubelievesthatintheselectionofsacrificialheirs,thetwomajortypesof"linearism"and"seniority"havetheirowngrowthanddeclineindifferenttimes.ShuzoShigabelievesthatafterQinandHandynasties,the“seniority”hasalreadyreplacedthe"linearism".Thegrandson’smourningclothesfortheinheritedgrandfather,hasprovidedanimportantperspectiveforunderstandingtheprinciplesofsacrifice.FromWeiJintoTangdynasty,inheritancerightembodiedthetitleofnobilityandlandownership,andmainlyapplicabletothehereditaryfamily.Becauseofthevanishingoftheinstitutionalfoundationforthegrandson’smourningclothesfortheinheritedgrandfatherintheSongdynasty,thepriorityofthesenioritywasestablishedlegallyintheeighthyearofXining().Atthesametime,thegrandson’smourningclothesfortheinheritedgrandfatherhadgottheopportunitytospreadto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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